總理座談會新亮相的兩位經濟學家
中國社科院余永定和瑞士信貸陶冬作為經濟學家亮相開年首次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座談會。余永定認為，中國須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速，呼吁財政、貨幣雙擴張的政策取向；陶冬則認為，公共財政是未來增長動力的亮點，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值得關注。
總理專家學者企業界座談會一季度一次，但新年開場這一次尤為重要，總結剛過去一年的中國經濟，定調新一年宏觀政策基調，同時又為春節后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預熱，其溝通市場和預期引導的地位尤為吃重。
1月15日的專家座談會，兩位經濟學者——余永定，陶冬（一位是體制內智囊，一位是外資行大首席）；一位法學學者（馬懷德，曾為政治局授課）；企業家代表里，新經濟的代表馬云，舊經濟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代表中國一重董事長劉明忠，新型基建——人工智能的代表寒武紀陳天石。
選擇什么樣的專家也微妙地反映了決策者的一些想法。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兩位經濟學家——余永定和陶冬。
余永定的觀點很鮮明，從新華社的新聞通稿也可看出，他的發言主題就是《保持經濟必要增速》，這與他近期觀點是一致的。最近余在多個場合表明了他的觀點——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中國一切問題都會惡化，因此他呼吁宏觀政策取向上，中國需財政、貨幣雙擴張，同時，匯率、房價不應束縛央行。
作為宏觀經濟學家，余永定只對他的專業判斷負責。上一次他呼吁政府需要大規模財政擴張還是2014年年底，當時中國經濟已經持續了50多個月的PPI負增長通縮陰影籠罩上空。2017年底，供給側改革讓中國拉出了通縮陷阱，煤炭鋼鐵價格企穩回升，企業恢復盈利，中國經濟當時表現出來的良好狀態讓很多人驚呼新周期來了，但余永定給的判斷很冷靜，他指出中國經濟并沒有真正呈現出L型增長成功筑底，2018年中國經濟將伴隨著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下行而下行，當時他便提出貨幣政策應當適度放松。
事后看，余永定對短期經濟走勢的判斷有高度預見性。這回他再次喊出2019年中國應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并輔之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一點與官方“依靠市場活力頂住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政策表述不謀而合。
余永定的判斷源于密切跟蹤觀測的經濟指標已經發出警報.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但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失速下行。
2018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7年的7.5%降至5.4%，基建投資的下滑是主因，基建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高達27%。2018年的前三季度，基建投資增速只有3.3%，2017年同期則高達19.8%。
到底什么造成了投資的快速下行（不僅投資，包括消費和出口也在下行）？政策因素，尤其是整頓地方財政紀律以及資管新規等金融嚴監管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反思政策得失，然后在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下迅速做出調整應對。這是余永定的邏輯基礎。
事實上，關于中國宏觀政策取向的爭論一直有左右兩種觀點，背后是如何在短期下行壓力與長期結構性轉型風險（包括防范金融風險、抑制地產泡沫、控制杠桿率、影子銀行和地方債風險等等）之間平衡抉擇，余永定代表了更重視短期下行風險的一派。
中國當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扼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為此，中國有必要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輔之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中國過去40多年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一切問題都會惡化，因為大多數經濟和金融問題都是以經濟增速為分母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等長期問題無從談起。
除了經濟下行，余永定還提醒中國經濟面臨的通縮風險，我們不僅需要一個更高的名義GDP增速，還需要適當的通脹，雖然中國四十年來經濟史上通脹多過通縮，但就在兩三年前50多個月PPI通縮就在眼前，而遠的1990年代末的那場通縮至今令人記憶猶深。
站在短期派對面的則更重視經濟的長期結構轉型挑戰，為了中國經濟順利轉型升級，適度犧牲速度是可以的。而為了短期穩增長，貨幣放水財政刺激效果不佳，2008年的遺禍至深，而在當下的國內市場和學界幾乎一提及貨幣放水，資產泡沫幻象就會讓人談虎色變，2015-2017這一波地產大漲讓人心有余悸。
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和國企財政軟約束等體制性障礙不除，如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所言，貨幣放水無非是在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炒來炒去，而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與實體經濟、金融與實體等多重失衡，一定要學會跟過去告別，告別高杠桿舉債債務擴張的老路。
傳統觀點認為，央行為經濟注入了太多流動性，這是導致房地產泡沫的元兇。但是這一觀點可能只是部分正確。事實上，房價的劇烈上漲早在央行信用寬松前就出現了。中國房價的漲跌呈現周期性特點，很難確定貨幣供應和房價漲跌之間的因果關系。完全有理由認為，真正的因果關系是房價上升導致貨幣供應量上升。房價上升會把大量原本在實體經濟中循環的資金吸入資本市場，并在資本市場上自我循環。因此，央行需要加大貨幣供應量來滿足實體經濟的流動性需求。
目前而言，中國央行不應該僅因擔憂房地產泡沫而減少貨幣供應量。中國CPI目前大約在2%左右，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這兩個指標的情況應該會讓央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余永定堅持他的想法：在經濟下行壓力面前，不僅貨幣不必拘泥如此，財政也要敢于打破3%的赤字紅線。
——要制止經濟增長速度的進一步下滑，主要辦法是擴張性財政政策。這還是老辦法，但到目前為止還是屢試不爽的。當然，我們2009年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不應該對積極財政政策污名化，特別是支持基礎設施投資，這個方向是對的。
我們沒有必要過于顧忌財政赤字率的3%門檻，我們實際定的門檻好像是2.8%。我認為這個門檻設得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要根據實際的需要，保持至少6%以上或者6.5%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需要中央政府發債。
余的觀點想必在政策制定者那里能找到更多認同者——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力爭一季度起好步，為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創造良好條件。
相比之下，陶冬在近期博客《政策底VS經濟底》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憂慮。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會后聲明，與過去數年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其中“逆周期”字眼的出現和貨幣財政政策提法上的變化，顯示經濟政策基調正在發生改變，2019年的周期性政策進一步放松。
將逆周期操作和穩定總需求升級到經濟政策的首要，首先證實經濟下行的態勢已經引起決策者的深切關注，政策焦點轉移到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上，穩中求進，推動高質量的發展。其次說明2018年中開始的政策微調，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宏觀政策輕微放松沒能制止經濟的下滑。面對經濟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以及日益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加大政策刺激力度，通過增強內需，來穩定經濟與信心，為去杠桿、調結構制造一個良好的宏觀環境。筆者相信中國經濟的政策底部已經出現，起碼在未來兩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寬松為基調。
下面是陶冬博客片段——
政策見底是否意味著經濟也見底呢？未必。貨幣政策在2018年中開始逐漸放松。在此之前，強力監管觸發了銀行表外業務的戲劇性收縮，去杠桿、防風險導致借貸、發債、信托的連環萎縮，企業現金流告急，債務違約事件疊出。
……中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
銀行不愿借貸的第一個原因是，經濟進入了下行軌道，在壞賬預期之下，金融機構借貸審慎是一種條件發射，是商業行為。銀行不愿貸款，企業的借款意欲也不強。除了新經濟領域，傳統領域的投資正在萎縮，周期性和結構性障礙在放大風險、壓迫投資回報，民營投資積極性普遍不強，新經濟的多數企業根本不需要銀行貸款。第二個原因是，銀行貸款審批機制發生了改變。如今審批貸款，賺到錢屬于銀行，萬一出現壞賬則審批者終身問責。如此的問責制度，導致風險規避行為，銀行寧可坐擁巨額現金，也不愿意冒險放貸。換言之，今天中國的流動性問題不是央行如何寬松，而是銀行愿不愿意貸款、債券市場是否活躍，缺少了金融中介，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幫助自然有限，那些得不到資金的企業恰恰又是經濟中最弱的一環。
今年（2018）經濟走勢欠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去杠桿防風險強監管浪潮中，地方投資的資金渠道受到阻截，地方政府主導的PPP項目大多裹足不前。夏季后隨著融資政策的松綁，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開始回暖，建筑機械類訂單回漲。不過，此次公共開支的主體中，中央政府占的比重較大，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有改善，但是力度差過前幾年。這個的背后，還是問責制度的改變。如今的地方投資所帶來的GDP增長，無法為地方官員帶來太大的政治資本，但是萬一投資失敗，則主管官員也要終身問責，這派生出地方政府怠政。
無論如何，公共財政是未來增長動力的一個亮點。不過政府開支能否替代民間投資，支撐起經濟發展，則見仁見智。2009年的四萬億投資時候，政府登高一呼，民營投資揭竿而起，那種盛況今天已經成為記憶。財政刺激不僅需要增加力度，更需要提高效率。2018年的刺激政策，敗在乘數效應不足，未來的財政擴張也面臨同樣的挑戰。政府提出減稅降費，在筆者看來是增強經濟活力的正確做法。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取決于民間投資積極性，而非政府越俎代庖。
房地產市場在中國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年中的政策松動，對部分開發商的現金流有幫助，但是房價頹勢并未因此受惠，需求開始萎縮，帶起買房人悲觀的預期。從領先數據到貼近觀察，中國房地產投資在2019年上半年可能出現較大的萎縮，但是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對房地產政策沒有做出大的調整，房子還是被用來住的，不是被用來炒的，暫時看不到全國房市出現一次全面的反彈，當然個別城市政府因應當地情況會作出政策性調整。房價高企，不僅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對營商成本和居民購買力也帶來嚴重的負面沖擊。但是如果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不排除房地產政策也出現轉機。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乃是2019年的一大看點。
